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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民教育时期，通过陶行知“传教式”的宣传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平民识字运动兴起了。但游行的壮观和标语口号的振奋，并没能持久地维持人们的教育热情。在这种情况下，陶行知创立了“平民读书处”，“以一家、一店、一机关为一单位。请家里、店里、机关里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平民教育概论》）此即为基层家庭式。陶行知认定，这就是“社会改造的出发点”。在乡村教育时期，陶行知汲取了平民教育失败的教训，致力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力图通过培养乡村师资、普设乡村学校来改造乡村生活。他把社会教育的两种形式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普及教育时期，工学团、工学队或生活教育团的创设，又是典型的基层家庭式。“每一家，每一店铺，每一工厂，每一机关，每一集团组成一个文化细胞。这种细胞里的分子有两种，一是识字的，一是不识字的。我们叫每一个细胞里的识字分子教导不识字分子。”（《文化细胞》） 此期小先生制的推行，又有群众运动式的影子，通过陶行知的宣传发动，“在9个月内，就在23省铺开”，然而时过不久，“该运动的声势就减弱了。”（《全民教育》）在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和全面教育时期，基层家庭式已鲜有倡导和试验，普及教育与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更为密切地联系到一起了。尤其是在民主教育时期，普及民主教育推进了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民主运动，民主教育自身也被集会演讲、请愿游行改铸成政治运动了。从总体上考察，前中期的陶行知，相对重视基层家庭式；而在中后期，他是相对重视群众运动式。这两种形式的运用，扩大了生活教育的影响，响应了时代主题的召唤，然而对于严格意义的普及教育，却暴露出它们的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