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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已经认识到视觉上的一个重要法则——焦点透视法,即物体“远小近大”的透视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吕氏春秋》中有过表述:“夫登山而视牛若羊,视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视之势过也”(《第二十三卷·壅塞篇》)。在视觉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实践中,古代画家们也注意到这种透视法则。例如,大画家顾恺之在《画云台山记》中说道:“衣服彩色珠鲜微,此正盖山高人远耳。”这一说法反映了画家对物体空间透视所造成的彩色“近鲜远灰”的视觉效果。及至唐宋时期,画论中对绘画透视法则也多有论述。如据传为诗人王维所作的《山水论》中,有所谓“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40]的山水画法的艺术准则。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有关“观”的论述以及对视知觉活动的探究,实际上已经触及所谓视知觉或视觉表象的客观性问题。不论是“仰观俯察”,还是“知若见”,其客观性的依据就是视知觉或视觉表象与对象的“像”与“不像”。所谓“象也者,像也”(《系辞上》)、“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系辞上》)等说法就是明证。也就是说,这种客观性是以视知觉器官的映像、表象为基础的。通俗的说法就是“眼见为实”——以视觉图像获得物象逼真性为判断客观性与否的标准。然而,据此以为传统视知觉观及其各种视知觉方法完全是依赖于现代意义上的视觉生理和心理活动来形成客观性的判断,那也是错误的。因为东方的“观”在视知觉中已经包含了范畴化的成分,已经是受到了“组织”因素加工了的。